在经历多年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速放缓之后，英国正被迫面对一个长期回避的现实，即必须在高福利诉求与低税负传统之间作出明确选择。而如今，英国的财政环境已几乎没有退路，更高税收正在成为必然。
据消息人士透露，工党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宣布一项约300亿英镑的增税措施，这将是两年内的第二次重大税收调整，也是英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最显著的税收上调。
若政策最终落地，英国的财政结构将更加接近欧洲大陆模式，曾经依赖低利率时代“以债养支出”的财政路径或将宣告终结。
推动增税的直接原因，是英国快速恶化的财政状况。2024年年底，英国预算赤字已达到GDP的5.7%，债务利息成本不断攀升，经济增长却始终乏力。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认为，为了避免投资者对英国债务可持续性产生怀疑从而推高借贷成本，政府必须通过更高税收来恢复财政稳定。
根据测算，两轮增税将使英国税收占GDP比重升至37%至38%的历史高位，使英国的总体税负明显高于美国，接近欧洲传统高税负国家的区间。
英国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整个欧洲近年来财政压力的缩影。
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普遍削减军费，将资源投入福利体系，德国一度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受益者。而如今，德国从雇员税前工资中平均抽取近50%用于缴税，工资税负在富裕国家中仅次于比利时，大幅压缩了该国消费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基础设施老化和国防投入需求，德国的财政空间愈发紧绷。
这种“高税负—高支出—低增长”的僵局在欧洲范围普遍存在，英国只是更早撞上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加速、利率大幅上升以及政治安全需求叠加，使公共支出刚性强烈攀升，而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难以同步扩张，英国因而被不少学者视为未来几年其他工业化国家将面临财政抉择的“煤矿金丝雀”。
对英国政府而言，每一种财政选择都伴随高昂的政治成本。削减支出、提高税收或继续举债，每一种路径都可能引发强烈反弹：削减支出将撼动庞大的福利体系，提高税收会削弱选民支持，而在高利率环境下继续举债又可能引发市场恐慌。
举例来说，政府内部对于削减开支的计划反应不一，削减不断膨胀的残障补助屡屡受阻；工党在竞选时曾承诺不提高所得税，但财政恶化使得增税方案迫在眉睫；过去十多年发达国家依赖超低利率扩张债务，随着加息步伐推进，英国和法国都明显感受到利息支出攀升的压力。
面对财政现实与政治承诺之间的冲突，里夫斯强调，政府必须在多个“坏选项”中选出“对国家最不坏的那个”，即便它不受欢迎。
法国的经验表明，预算紧缩具有极强的政治破坏力——过去一年已有三届政府因预算僵局下台。在庞大福利体系下，有效压缩支出难以实现，因此税收上调成为更现实的选择。
德国贝伦贝格银行经济学家安德鲁·威沙特认为，随着税负进一步上升，社会最终可能更认真地讨论支出端改革线上股票配资门户，这也许将改变未来的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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